工人先锋

吕宝堂祖籍河南林县，1942年他3岁那年，随父母亲来到潞城县下栗村定居。1948年初，晋冀鲁豫边区军工处在附近的枣臻村着手建设炼焦厂，急需工人，父母亲双双参加了军工厂建设，吕宝堂则进入了厂里新成立的工人子弟学校读书，3年后升入长治大北街的工人子弟学校。在那个崇尚英雄的年代里，吕宝堂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有一次学校组织学生们在莲花池听“爱国丰产”金星奖章获得者、全国著名劳动英雄李顺达作报告，当李顺达讲到他三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时，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其时，新中国各条战线捷报频传，人们精神振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十四五岁正是富于畅想的年龄，回校后，吕宝堂写了一篇作文《我的理想》，在文章里他满怀激情写道：我也要向李顺达学习，将来当劳模、入党，争取也见到毛主席。老师给他的批语是：理想很好，需要努力。虽然看上去有些想入非非，但英雄情结从此却在吕宝堂的脑海里深深扎了根。

1952年底，枣臻军工八分厂并入故县铁厂。1954年春节过后，铁厂决定在本厂职工子弟中招收一批新工人，上六年级的吕宝堂进入工厂，分配到机修车间当学徒工。参加工作后，领导见他个子高，后生壮，便派他去安装铁路道轨。大雪天，铺设道轨没有手套，得用手扒开积雪去操作，道钉掉到雪里须用手一个一个捡起来，这样一干就是3个月。接着又被抽出去抬钢锭。炎炎暑天，两个人抬着上千度高温的4英寸钢锭，从加热炉抬到气锤前加工，几十趟下来，汗水顺着借来的破皮鞋直往外流，一天不知要喝多少水。一个月过后，又被派去化铁炉帮忙制作钢锭模底盘。老天像是有意考验这位刚刚17虚龄的毛头小伙，但吕宝堂凭着块头大力气足，硬是顶了过来。寒来暑往，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干了五个工种的活，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建国初期，人们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有很多人是文盲。吕宝堂作为高小生，算是很有文化的人了。他先干钳工，接着又干机工。和他一起参加工作的学徒工都有一年多的技术基础，他因为抽出去打杂，专业知识还是零。他凭着自己文化基础好，决心用两年时间赶上师兄弟们。他给自已规定了一个学习计划：每天除了八小时工作外，再坚持自学两小时。那时厂里职工宿舍紧张，他住在附近的故漳村。每逢礼拜天，他要把这一星期干过的工件从上车、紧固、加工、操作及计算完成等一系列的程序回顾、计算一遍。房东家的院子是大方砖地面，他就用粉笔蹲下在地上演算，画得满地都是算式符号。房东跟他开玩笑说：“宝堂啊，我家的院子成了你的大黑板了。” 这段时间，用如饥似渴来形容他一点也不夸张，经常学到晚上12点才睡觉，早晨起来连饭也顾不上吃就往厂里跑。一年下来，他先后看完了《铣工工艺学》《金属切削手册》，《机械工人》等12册冷加工书籍。在实际操作中，他还在分度盘计算上创造了一项四则混合的算法，师傅看了很高兴，把分数算法也教给了他。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年终全厂徒工技术考核中，吕宝堂以优秀成绩考上了二级技工。

时光进入1956年，吕宝堂可以单独上机床操作了。春节期间，车间接收了制作锅驮机的任务，并提出向“五一”国际劳动节献礼。制作装配到了关键阶段，本来可以多装几台锅驮机，由于一个叫“固定销”的零件做不出来，拖了后腿，只有3台献了礼。固定销顶端有个见方，开始是钳工用手锉，一人每天只能干8件，后来在牛头刨床上加工，一个班也只能加工20件。针对这一生产关键，吕宝堂参考铣工工艺学，集合卧式铣床的实际，借助元车三爪卡具，利用分度头的平分原理，改进一个刀杆上多刀的加工办法。经过试验，一个班就完成了166件，比牛头刨床提高工效5倍多，质量完全合格。这样一来，积压上千件的固定销方的加工，不到一周就完成了。为此厂里在机修车间召开现场表彰会，厂长李浮之亲自为他颁发了奖金和奖品。这一年，吕宝堂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被评为厂先进生产者。

1958年，钢铁大跃进开始，作为一名新社会的青年，吕宝堂和大多数职工一样，都在为“赶英超美”苦干实干。这一年，他和师傅合作，先后革新成功钢锭模加工机、落地旋管机、矿车轴瓦卡具，被评为厂青年技术革新能手，荣获长治市生产标兵奖章。1959年，又革新成功龙门卡轴具、组合刀具台、多刃加工及大轧辊开孔等。10月28日，《长钢小报》刊登了“吕宝堂提前141天跨入1960年”的新闻。经考核，全年为国家创造财富14万多元。这一年，他先后获得山西省“三连环师徒标兵”、团中央“全国红色青年”荣誉称号。他的个人照也陈列在了长治莲花池的橱窗里。11月26日，吕宝堂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次日，厂里又让他赴阳城县参加冶金标兵现场会。在会上，他见到了全国农业红色土专家李秉璧。李秉璧是长治县南呈村人，14岁参加了八路军一二九师，一次在山东临清县和日本鬼子遭遇，敌人的子弹从他左眼穿进去，至今脑子里还残留着弹片。后来在保卫陕甘宁边区的爷台山战役中，他是“奋勇班“班长，曾一个下午打死24个胡宗南兵，功勋卓著，后因伤退伍，成长为著名的全国农业红色土专家。吕宝堂聆听了李秉璧在大会上访问苏联观感的精彩讲演，从此李秉璧成为他心中的偶像。

民兵代表

1958年8月，毛主席根据国内外形势和国防建设的需要，提出“全民皆兵”的国防战略；之后，又发出了“大办民兵师”的号召。至此，从首都到各省市自治区，从农村到城市，从工厂、学校到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一个声势浩大的“大办民兵师”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10月1日，第一支打着毛主席亲自题写的“首都民兵师”旗帜的方队出现在国庆游行队伍中，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大办民兵师的高潮兴起后，长钢作为曾经的军工厂和地方骨干企业，职工人数多，生产规模大，当仁不让成为排头兵，随即“长钢民兵师”正式组建，各车间、科室和工段班组成立了班排连营团的民兵组织。19岁的吕宝堂作为青年才俊，成为基干民兵的一员，并担任了班长，成为“劳武集合”的典型。1960年2月，在长治市民兵代表大会上，他被邀请到主席台就座，荣幸地和市委领导和市武装部首长坐在一起。这次，他再次见到了他最为崇拜的杀敌英雄、红色土专家李秉璧。紧接着3月份，吕宝堂又参加了山西省民兵代表会议，和著名杀敌英雄黄小旦同住一个房间。这令吕宝堂想起了一段往事：1951年在长治上高小时，深秋的一个星期日下午，他和几个同学去莲花池玩，看到院内围了好多人，过去一看，是一位民间艺人在说唱大鼓书，几个人听了一段就被吸引住了，原来说的是“民兵杀敌英雄黄小旦大闹理发店巧妙枪杀日本鬼子”的故事。他越听越来劲，一直听到说完了还不愿离去。从此黄小旦的名字就牢牢地铭记在了心里。而此刻，英雄就在跟前，他和黄小旦成了好朋友和忘年交。

参加省民兵代表会议回来不久，吕宝堂又接到通知：去北京参加全国民兵代表会议。他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北京可是他日夜向往的地方，那里离毛主席最近...... 他不禁思绪万千，任由想象的翅膀在精神世界里翱翔。

4月5日，吕宝堂来到长治市招待所。晚7点，王一浩市长偕市武装部首长特地来招待所看望他，为他送行。王市长临走，握住他的手说：“到了北京，如果见到毛主席，代表长治市的人民和民兵向毛主席问好。”

晋东南地区全国民兵参加会议的民兵代表，有吕宝堂此前认识的李秉璧、黄小旦革命老前辈；此外，还有武乡民兵地雷大王王来发、壶关窑洞保卫战民兵英雄徐顺孩和张小宝等22人，吕宝堂是最年轻的一个。

次日，晋东南的代表在军分区王宏政委带领下去山西省军区。尔后由省军区政委张日清和政治部主任高世平等首长带领山西省民兵代表赴北京。距会议召开还有几天时间，代表们参观了北京的名胜古迹和建国以来的十大建筑，吕宝堂为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感到由衷高兴。

1960年4月18日，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与会的6121名代表都是来自全国农兵学商各条战线的先进分子和英雄模范，群星灿烂，济济一堂。吕宝堂见到了很多仰慕已久的英模人物，如抗日战争时期杀敌英雄张初元，解放战争时期战斗英雄孙达得，特级英雄黄继光的父亲黄德仲，“子弟兵母亲”戎冠秀等革命老前辈，能和这些对新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人共处一堂，吕宝堂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

4月23日，吕宝堂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上午，代表们接到会务组通知，要求大家穿戴整齐、洗漱干净，然后乘车去中南海，有重要接见。代表们听了个个无比激动，波澜在心里涌动，笑容在脸上荡漾。吕宝堂暗暗思忖，说不定能见到毛主席呢！直觉告诉他，自己多年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这天下午，暖风和煦，艳阳高照。代表们整队进入中南海怀仁堂广场。大家列队站好，翘首等待中央领导接见。3点钟，全场掌声雷动，毛主席面带微笑，迈着稳健的步伐，一边鼓掌一边朝大家走来，他身后是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宋庆龄、林彪、邓小平、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毛主席挥手向全体代表问好：“同志们好！代表们好！”他走到山西代表团前站住了，操着浓浓的湖南口音问：“你们是哪个代表团？”吕宝堂一向快人快语，和其他代表不约而同地回答：“我们是山西代表团。”毛主席高兴地说：“山西是抗日战争根据地嘛”。代表们眼睛湿润了，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微笑着挥了挥手向前走去。

接见完毕，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与会代表合影留念。吕宝堂位于左起第4排第4位，他左手边第5至第7位依次是黄小旦、徐顺孩、张小宝等人。

当天下午，与会代表们即领到了由毛主席批准、中央军委发给的56式半自动步枪一支，并配发100发装备弹。当时有人讲：“这是新中国第一代国产步枪，还没有装备部队，就先发给你们民兵了，可见毛主席对民兵工作多么重视。”

4月27日，大会胜利闭幕，下午6时，国防部长林彪元帅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招待了全国民兵代表。五月一日，代表们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晚上观看了礼花晚会。

钢厂一兵

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为吕宝堂带来极大荣誉。5月6日当他回到长钢车站时，厂领导组织队伍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给他带上了十字披红和大红花，在人们的簇拥下，鼓号齐鸣迎回了厂部。

随后，长治市武装部又邀请他到市里作汇报讲演。第一场安排在轴承厂礼堂。全场黑压压的，人头攒动，上千双眼睛齐刷刷射向他。吕宝堂长了这么大，哪里经过这样的场面。中间还闹了一个笑话。他后来回忆道：当时由于心情激动，讲得口干舌燥，一下喝了不少水。讲演还不到一半，就急着想解手，可又不好意思直说，于是频频回头，向坐在身后主持会议的领导示意休息一下。谁知领导以为我想从他们那里证实自己讲得如何，所以也向我点头，表示还行。后来实在憋不住了，就向领导说了句我要解手。因为没捂住麦克风，声音一下传到了整个会场，引起了场上一片笑声。第二场到了潞矿讲演时，就有了经验了，懂得了讲话喝水的窍门了。这样，在市里机关、厂矿、农村、漳泽水库建设工地等一连进行了十多天的汇报演讲。

回到单位，吕宝堂工作更努力了，他十分珍视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这份荣誉，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发挥表率作用。单位也把他列为重点培养对象，先是让他去晋东南地委党校学习3个月，期满后厂组织部调他到机修车间党总支当干事，成为正式干部。不久，又任命他去长钢矿山做团的工作。

长钢矿山位于平顺县大山深处，多见石头少见人，职工生活单调枯燥。汽车队是青年人集中的地方。长钢一百多辆汽车80%在矿山汽车队，而司机90%是30岁以下的青年人。上任前，矿山领导殷切地对他说：“汽车队的工作非常关键，希望你能干出点成绩来。”

吕宝堂不负厚望，很快便把矿山青年工作搞得风生水起。他根据青年人特点，从活跃职工业余生活入手，每个星期六下午派车到各矿区去把那些愿意跳舞的男女青年拉来在汽车队食堂饭厅组织舞会，晚上十点半把他们再送回去。后来跳舞的人越来越多了，汽车队很快成了矿山青年们向往的中心。他本人一有空就往汽车队跑，去各矿点和司机们去拉矿，与他们聊天，学开汽车，很快和司机们打成了一片。矿山交通不便，道路崎岖，各个矿场生产出来的矿石全部靠汽车往山下拉。一次厂里矿石储存不足，高炉面临断顿。矿上决定搞一次高产会战，突击运矿下山。吕宝堂建议全体青年司机倒两班，人歇车不歇，年轻人一呼百应，大干十天下来，运矿量比以往一个月还多，涌现了陈春元等一批先进人物。矿山汽车队的先进事迹引起了长治团市委的重视，在1961年的长治市团代会上，陈春元被树为太行山上汽车司机一面红旗。这其中凝结了吕宝堂多少心血啊。

1962年，国家对扩张过度的工业战线进行调整，精简职工，动员家属返乡务农。吕宝堂作为党员，带头把妻子迁回了农村，并动员父母提前退休，回了河南老家。

1964年，在解放军开展的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中，民兵训练工作也迎来了高潮。吕宝堂作为民兵骨干，参加了严格训练。1965年1月，长治市武装部组织全市民兵进行军事比武，在通用65步枪100米精度射击中，吕宝堂以十发98环的成绩夺得第一名。三月份在山西省民兵代表会议期间，他所在的长钢民兵班为大会作了射击表演。他的事迹以“钢厂一兵”为题选入了《山西民兵模范事迹选》一书。他的彩色半身照被分别陈列在了太原市最繁华的街道柳巷和长治市英雄街的照相馆橱窗内。照片上的吕宝堂头戴一顶蓝色前进帽，身穿蓝制服，背着毛主席送给他的钢枪，胸前挂满了各种荣誉奖章，表情坚毅，英姿飒爽，俨然一名武装民兵战士。

钢铁情深

1983年，吕宝堂调入长钢武装部工作，第二年，被任命为为副部长。调入机关工作，相比繁忙的生产一线，顿感轻松安静了许多，再也不用担心生产任务的完成和生产中所发生的各种问题，也听不到机器的轰鸣声和工友们的喧笑声了。然而上任半年不到，他遭遇了平生最大的一次凶险，曾和死神擦肩而过。

这年秋季征兵工作开始后，因长钢新接管的第五轧钢厂（原长治轧钢厂）是新单位，又没有专职武装干部，吕宝堂是分管征兵工作的领导，为了解该厂适龄青年和应征对象情况，他决定亲自去一趟。10月15日办完事返厂时，在公路上发生严重车祸，一下昏死过去。本地医院处理不了，急需转院。在长钢领导的支持下，紧急飞赴北京就医。诊断结果为颅底骨折、内脑损伤，伴随多根肋骨骨折和严重气胸。经过紧急抢救，终于把他从死神手里夺回来，但却落下终身残疾，一只眼睛永远失去了光明。鉴定为二级甲级残废。

但吕宝堂真正做到了身残志不残。他天生是一个闲不住的人。1986年夏天的一次大雨使他萌生了一个想法，于是立即找公司领导谈。领导们听说后十分高兴，从此武装部负担起了厂里的防洪防汛工作。1990年7月1日一场暴雨，洪水一下子涌进了炼钢厂房，吕宝堂立即组织民兵防洪抢险队和一钢厂的工人们一起用麻袋包、草带阻水改道，终于化险为夷。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1993交给安全环保处接手。

1997年，长钢受三角债拖累，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这时身为武装部政委的吕宝堂主动请缨，接受了一项为公司催要欠款的任务。俗话说，站着借钱，跪着讨债。这可是份苦差事，许多人一听就头大，吕宝堂却迎难而上。公司考虑到他年龄大，视力不好，特地给他配了两位同志协助。几个人从晋中到吕梁一路催去，在介休和孝义催款时，当对方知道他是武装部的领导后，热情接待并积极把所欠款项尽力付还。为此厂里还奖励了他们。

吕宝堂还有一副热心肠。到武装部工作后，不断有些老工人来找他，想通过他把从农村当兵复员回来的孩子介绍到长钢工作。他觉得复转军人都是经过部队大熔炉锻炼过的优秀人才，素质高，于是就帮他们跑民政、劳资部门尽力。有一次，他去一位工友家串门，忽然听到隔壁排房一个男人悲怆大哭的声音，经了解，其儿子从农村当兵在部队牺性，老婆和女儿都在农村，生活困难。吕宝堂劝解宽慰他，要相信组织和部队会妥善解决他的困难。后来部队果然来了两位军官，吕宝堂在武装部接待了他们，并建议让牺牲战士的妹妹应征入伍，服役期满后再把手续转入长钢。部队的同志接受了他意见。后来，这位职工的女儿复员后进长钢当了工人。吕宝堂退休后曾坐过这位高姓工人开的出租车，他认出了眼前这位热心人，说什么也不肯收他的钱。

有人说吕宝堂爱多管闲事，他却认为，这样做既为企业增添了新鲜血夜，又能为职工家庭排忧解难，何乐而不为！他介绍的人，后来都成为生产的骨干。

1997年7月，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对建国以来和改革开放后涌现出来的先进模范人物，在全省民兵预备役部队先进代表会议上进行表彰，吕宝堂再次登上全省荣誉册。1999年初，吕宝堂光荣退休。从1954年初入厂，经历了整整45年的风风雨雨，他始终抱着一个信念：我是毛主席接见过的人，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这份荣誉。无论是春风得意时，还是身处逆境时，他总是以毛主席接见来鞭策自己，警醒自己，把见到毛主席的日子当成一生的怀念。每逢遇到不顺心的事，一想到毛主席的音容笑貌，身上便增添了无穷的力量。而那支56式钢枪，也伴随他度过了许多难忘岁月，成为他毕生的精神支柱，每隔一段时间，便要取出来端详一阵，摆弄一番，经常擦得油光瓦亮。2010年夏，吕宝堂把这支珍藏50年的半自动步枪进行安全处理后，捐赠给了长钢厂史展览馆收藏。他说：“放在厂史馆，比放在我家里更有意义。”2014年，吕宝堂亲自撰写的自传式回忆录《一兵的梦》付梓，在书的最后，他写了一首散文诗《难忘的一天》作为压卷之作，诗中用朴实的文字，真挚的感情，流利的笔触，将当年见到毛主席的那一幕场景定格：

一九六〇年的春天，

北京的气候好温暖。

四月二十三日这天，

风和日丽百花争艳。

全国民兵代表都来到中南海大院，

等待着中央首长来接见。

下午三点，掌声雷动，欢呼震天。

党和国家八十七位领导来接见。

毛主席走在最前面，

他拍着手缓缓向前。

当他来到山西代表面前站住问道：

“你们是哪个代表团？”

我连忙告诉主席：“我们是山西代表团。”

毛主席听了高兴地说：

“好啊，山西是抗日战争革命根据地嘛！”

我激动得热泪盈眶，

不知该说什么好。

毛主席微笑着拍手转身向前走去。

如果不是规定所限，

我真想伸出双手握住毛主席的手，

让他多站站，让我多看看，把他那伟大身影牢记心间。

五十四年过去了，

好像还在昨天。

每年的四月二十三，

我都要举杯祝愿：

祝中国共产党万岁！

愿毛泽东思想永驻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