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前，接到进兴同志约我写一篇我在长钢工作时回忆文章的电话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记忆的屏幕上立即出现了当年故县铁厂艰苦创业的雄伟场面，耳旁仿佛传来了大炼钢铁时放卫星的战斗号角。我抓紧收集着大脑中每个记忆的细胞，慢慢整理着当年长钢人在这片热土地上的英雄壮举。 

    故县铁厂是战争年代我党在太行山根据地建立的兵工厂。它生产的60、82、120三种炮弹在解放战争中威力无比，为解放全中国，尤其在解放晋中和临汾战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长钢为祖国建设和山西经济腾飞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五十年代末有力地支援了漳泽水库、后湾水库建设，更值得骄傲的是人民大会堂修建时，长钢支援低合金螺纹钢380吨，修建毛主席纪念堂也调去了480吨。这些无私的支援，凝聚着长钢几代人艰苦创业的心血与汗水，它将随着时代前进的节拍，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册。

    1955年3月，山西省委组织部下文，任命我为故县铁厂党总支书记，后来故县铁厂更名为长治钢铁厂，党总支改为党委会。不久，省委任命王志明任长治钢铁厂第一书记，我任第二书记。当时我感到担此重任很光荣，但也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之感。党组织的信任，使我一心扑在工作上，当好第一书记的助手，搞好工作，到一九五九年三月我调离长钢。

    在长钢任职期间，和我一起担任领导职务的常海文、王哲金、谭秉礼、高凌文，张良等先后去世了，如今健在的只有李浮之、戴景晨，他们早已离休。李浮之老兄快八十大寿了，戴景晨已近七十高龄，我已到黄昏之年，我们这些幸存者，没有别的奢望，只希望把自己当年经历过的一些事情记录下来，作为历史，留给后人，让后人牢记长钢人当年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

    李浮之同志是一个勤勤恳恳胸怀大志的知识分子，1947年到故县铁厂当技术员，1950年任工程师，1951年任第一副厂长兼工程师，1957年任厂长总工程师。在长钢一干三十三年，为长钢的建设和发展做出无私的奉献，这是人所共知的。就是这样一个为党为人民勤勤恳恳工作的好同志，在文革期间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文革时，我已调任长治县委书记，我和他一样蒙受了历史上罕见的迫害和打击，尽管造反派夺了我们的权，骂我们是走资派，但我们心里明白，我们没有做出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我们既是同志又是战友，尽管因种种原因受到打击迫害，但都能正确对待，因为我俩都是有五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那段不愉快的历史就让它过去吧!让世人来评说吧!

    我1948年在襄垣县委任毛泽东青年部部长，当时王志明任县委宣传部长。王志明既是兄长又是我的良师。后来我当选为团县委书记，1949年6月太行区党委抽调我到北京良乡中央团校学习。此间我参加了第一个国庆节大会，在天安门亲自聆听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世界庄重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宏伟声音，当时感动得热泪盈眶，决心为建设伟大祖国贡献自己的一切。1950年7月毕业分配回晋东南团地委。不久，地委让我和马风顺、石峰为一个工作组，赴兵工一大厂南石槽一分厂调查研究。8个月后我们根据当时调查情况向地委写出了实行党委领导下厂长负责制的报告，并送省委和华北局。 1951年9月，华北局在华北局创办的《建设》上发表了《华北局关于加强地方党委对军工厂中党委的领导的四条规定》。9月1 O日，华北局关于唐山钢铁厂试行党委领导下厂长负责问题给唐山市委的批示也在《建设》这个刊物上发表了。11月份地委决定调我到长治工矿区任团委书记，胡水旺为副书记，1952年工矿区改市后，地委把兵工342厂、304厂、清华厂、潞矿、故县铁厂等党的关系交给长治市委统一领导。

    1953年市委组成工作组，我任组长，赴故县铁厂帮助工作，这时党总支副书记是王哲金，后是常海文。当时故县铁厂正进行高炉大修，对工程质量要求特别严格，一丝不苟地按技术标准施工。厂长谭秉礼再三强调、请求，由省监察厅派专人实行严格监督，充分发挥副厂长总工程师李浮之同志的技术专长，使高炉从基础设施到热风炉的新建考贝式炉都实现了现代炼铁炉的技术条件，投产后炉况达到正常。按原操作技术规程，产量仍很低，利用系数仅达到O．3左右，而焦比很高，在1．5以上，非常落后。

    1954年我和厂长谭秉礼同志大力支持李浮之同志推广新的技术操作——“大风重料高温”的先进经验，产量有所提高，但高炉送风设备先天不足，只有一台汽风机。前几年因汽压不足，锅炉汽压只有七八十公斤，老工长李金不敢搞，风机也停留在七八十转，风箱转数达不到100立方米风量，所以进人炉内风量在管理损耗后只有五六十立方米，风量不足，达不到大风的要求，产量提不高，当务之急是如何想办法提高风量。

    建厂以来只有一台汽风机和两台1 00立方米老风机，都是从阳泉拆迁来的日本人用的旧风机，残缺不全，漏风严重。我们研究并全力支持李浮之同志召开老工人技术人员座谈会，首先从如何提高汽风机的出风量人手，从原始资料中找到理论资料，最高转数可达到100转，出风量可达到100立方米。这个会叫风机挖潜会，老师傅窦聚才、王治安等同志和带班长都在场。通过座谈动员，大家明确了目前提高风量是我们增产的关键，大家从机器的性能、制作质量进行分析并研究如何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进行试验。这样经过多次反复研究，终于统一了思想，同意试验。 

    试验这天工人、技术人员、市委工作组、厂有关领导都到了现场。经过试验，锅炉达到100Kg的汽压，风机也达到100余转，高炉进风量多了，下降速度快了，铁也出多了，产量提高了。

    1952年，正当我国即将掀起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之际，洪洞县模范县长谭秉礼同志调任故县铁厂任厂长。我是1953年以市委工作组到该厂参加党政重要会议，帮助谭秉礼同志开展工作和，后来在这个厂任书记和秉礼同志搭班子。谭在工作和为人方面都给人留下了不可忘怀的印象。

    谭秉礼同志是晋南河津人，1939年12月参加工作，1940年入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不辞劳苦，为粉碎日寇的经济封警，克服财政困难，带领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组织群众生产自救，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和全国解放做出了贡献。

    他任故县铁厂厂长后，很尊重同志，经常和工人商量厂里大事，他虚心好学，团结同志，钻研业务，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任劳任怨带领大家努力工作。在他的带领下仅用五年时间故县铁厂就从单一炼铁发展成为炼钢、轧材的钢铁联合企业，为我省地方冶金工业的发展建设创造了经验。他的求实务新精神当时被大家公认为他是山西冶金工业的内行，他提倡的《怎样整顿高炉三风》报道文章1959年19日在山西日报发表后，在全省有一定影响。

    谭秉礼同志是一个非常关心同志非常务实的领导干部，他作风正派，一切按党的原则办事，对歪门邪道不正之风恨之入骨。他对工作勤勤恳恳，经常累倒在岗位上。一次我和他到庄医院体检时，他突然大口大口地吐血，我和医生都劝他住院治疗，他笑着说，一点小毛病不算什么。他为了工作日夜奔波在厂内生产一线，从不把自己的安危放在心上，他先后三次带病深入矿山了解解决高炉矿石供应问题，他那为人正派，艰苦工作的精神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心中。

    我和谭秉礼在一起工作三年，我们之间关系融洽，既是厂长和书记的关系，又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有时因工作上意见不一致发生争吵，但都能互相理解，从不放在心上。他那容人之量令我佩服，他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文革期问，我是长治县委书记，被打倒关进牛棚，接受专政改造，在此期间，我在长治县监狱住了三年受到了残酷迫害。这时我得知谭秉礼同志也遭到迫害，他的人身同样受到摧残。我们俩命还算大，经过多次折磨竟奇迹般地活下来了。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组织彻底为我们平了反，抹去了强加在我们头上的不实之词。我俩此时已五年多没见面了，正当我准备去看他时，他却过早地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噩耗传来，我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我为我们党失去了一个好干部、我失去了一个好战友十分悲哀，但他的精神却永远活在长钢人心中。

    1954年，省冶金厅派来以田新华为首王青云工程师配合的故县铁厂转炉炼钢试验组，厂长谭秉礼大力支持，在高炉前的砖木结构的大翻砂厂房安装了空气侧吹转炉。设备虽然简陋，但当时为全国转炉炼钢的第四家。(唐山、天津、上海、故县铁厂)试验成了合格的小型钢锭，故县铁厂开始有了钢。可是高炉生产的铸造铁含矽量高，有了炼钢就要生产合格的炼钢用铁，这种产品要求矽含量低，硫磷都要低，高炉要严格的配料计算，风温不能降低，炉缸温度要适量降低。为了达到这一要求，厂里组织各方面人员攻关，经过努力终于取得了成功，生产出了合格的钢锭。

    不久接到上级指令为某大厂生产3O0O吨平炉炼钢生铁。当时的高炉设备简陋，生产难度大，为完成这一任务，李浮之同志和车间主任杨翔章同志经过周密的计算配料，调整了炉温，昼夜守在高炉旁，及时掌握调整炉况，按时计算，第二天准时出铁，经取样分析，完全符合平炉钢生铁标准。

    紧接着在厂主要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李浮之带领炼钢朱棋、韩永祥、姜生旺等技术人员集中搞摇炉炼钢试验，并请来了唐钢几位师傅帮助攻关，克服了各种困难，取得了成功。但浇不好钢锭，又二次请来唐钢的王工长，李浮之亲自带王子俊等一起现场试验研究，最后总结出“小开、慢关、适当充压”浇注操作法。这一成果成为以后多年都执行的浇注操作法规。1954年后半年，确定枣臻焦炉大修恢复生产，所需的焦炉矽砖，由本厂耐火车间制做。矽砖技术标准要求很高，而耐火车间设备简陋，生产这种砖，各工段必须把过去生产的粘土料清除干净，有一点渗入都要影响性能。于是，他们东奔西跑找原料，黎城的石英石含矽量不低于99% ，但其结晶型态不适于矽砖的要求，后来得知阳城有黑火石闻名于世，李浮之同志就带领耐火车间的白丙祥、孙智明到阳城访问，并及时拉回一车试煅烧后，黑变白成了洁白的理想原料，又采得长治一种沙石含矽量9 8％，可作配料用。经过耐火车间广大职工努力，在工艺和制作上下了大的功夫，终于试制成功了焦炉用矽砖，保证了焦炉大修质量。1956年长钢兴建了2吨半碱性空气侧吹转炉车间，为了使其顺利投入生产，厂里重视培养技术人员，从炼铁、机修抽调了政治上可靠、生产技术过硬的工人2 O人到炼钢学技术，从炼钢到摇炉。后来他们都成了技术能手。王青云原是太钢的炼焦部主任，闫锡山授予他少将工程师，调来长钢后，为了发挥他的技术专长，帮助搞好枣臻炼焦厂，我们研究在各方面给他支持，专门给他配了一名青年技术员，配备了勤务员，这样大大调动了他的积极性，他看到领导对他不错，工作积极性很高，经常深入炼焦一线，使焦炉质量不断提高，还试验成功了20多种焦炉副产品，当时，地委、市委小车用的动力笨都是焦化供应的。反右派时他想不开，吞下安眠药以求一死，我们及时找他谈心，解除了他的顾虑．才使他的才能充分发挥。

    总之，我在长钢工作期间，亲自参加了各种生产现场艰苦奋斗的改造工作，看到了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目睹了工人们一心为公无私奉献的场面，长钢的工人是一支有技术、高素质的职工队伍，他们是山西工业发展的骨干，是钢铁企业的脊梁，从长钢工人身上我看到了振兴祖国钢铁工业的希望，也看到了今后长钢腾飞的广阔前景!

    1958年，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公布后，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局面出现了，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工厂开展了大炼钢铁放卫星，一时间“小土群”炼钢掀起高潮。当时故县铁厂和故漳人民公社形成厂社合一，那时我是主要领导之一。高指标的大跃进之风在长钢刮起来了，一时间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盛行。近五十天大搞“小土群”炼钢炉遍布全厂各个角落，钢的产量也随之猛增。1958年9月30日，产钢1162吨，其中有858吨是依靠小土群完成了。当时我对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统计的这个数字有怀疑，怕有水分，在上报产量时，只给住厂记者说是1001吨钢，就这样，这位大记者便添油加醋进行了报道。

    1O月3日，山西日报以醒目的标题发表了《小厂压大厂，故钢超太钢》的文章后，全厂上下议论纷纷，我也感到有些失实。当时我作为党委的主要领导之一，精神压力很难用语言形容出来，心情十分沉重。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此事却得到省、地、市的表扬，大大助长了浮夸风。记得这年全厂有五次出现了日产千吨钢，三次压太钢的事情，至今想起来，我总觉得不是滋味。当时，我怕省里要调走这些钢，到现场一进行查看，发现依靠“小土群”炼出来的钢，既不是钢，也不是铁，是一堆铁渣废品。这时全厂工人猛增到12000多人，我感到这既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又使国家蒙受重大损失，真是得不偿失，但又不敢站出来讲真话。这是我一生第一次违背我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在大跃进高指标的压力下，全厂一天就建立土高炉120个，还有80个化铁炉，还不能满足要求，又发动职工奋战一昼夜，又建立了108个废汽油筒手摇小转炉，建立半吨转炉36个。当时因为农村上集体灶吃大锅饭，附近县、社、队都把吃饭锅支援来长钢砸碎炼钢，特别是故漳公社支援的最多，接着故漳公社社员全都参加炼钢群众运动，地里熟了的粮食也没收回，还谎报这年打的粮食农民都发愁吃不了。1959年庐山会议后，继续大刮“三风”，加上后来三年自然灾害，农业大减产，给国家带来很严重的困难，所造成的危害是无法估量的。由于当时左的错误没有彻底清算，使很多群众都得了浮肿病，这一沉痛的教训至今也忘不了。

    1962年1月，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统一了思想，一致认为。造成困难的原因，三分是自然灾害、七分是人为的缺点错误，简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为了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毛主席在1月30日七千人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一方面严厉批评了党内存在主观主义的恶劣现象，一方面也坦率地对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承担了责任。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毛主席引用参加会议的一个同志的打油诗：“白天开会，晚上看戏，两干一稀，皆大欢喜”。这首打油诗道出了与会者的心情，毛主席鼓励大家畅所欲言，讲出闷在肚里的心里话，消除了隔阂，沟通了思想，许多同志激动地说，许多年了没有开过这样的会……

    五月中央会议，由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富春等同志共同努力，得到了毛主席的赞同，制定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以雷厉风行之势在全国贯彻执行。同时中央采取措施，给在“反右倾”运动中被错批判的大多数同志甄别平反，给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帽子，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经过1962年的紧张工作到1964年全面好转。那时长钢通过贯彻八字方针，扭转了亏损局面，1964年，焦、铁、钢等主要产品的经济技术指标都进入全国先进行列，受到了冶金部的表扬。

    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结合当时实际，提出在全厂大搞两参、一改、三结合，这对当时搞好工厂民主管理起到了积极作用。

    戴景晨同志是从基层上来的，他从工人到工会主席、副书记，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大跃进时搞小土群炼钢，他就提出大搞两参一改三结合，并亲自领导在基层搞试验，亲自组织部署，和职工群众打成一片，威信很高，我们很佩服他的才能，因为搞这样的试验在当时那种环境里难度不小。

    我记得他在党委会上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内容，即车间干部、党群干部实行半日参加劳动制，一般干部每周参加劳动两天，厂领导每周有两天深入车间一面工作，一面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有三个内容，一是参加简单的工艺设计，二是制定较大的比较复杂的工艺规程，三是设计图纸，下车间必须经过工人讨论。我和弓靖书记积极支持戴景晨同志的建议，并提出党委会要从四个方面支持工人参加管理，即：凡是工人发明创造，任何人不准讽刺挖苦；在创造过程中领导要给予充分的时间；在物质上要给予必要的支援；在技术上要派有经验的老工人和技术人员给予帮助。为了使工人和技术人员密切结合，互相学习，从厂到车间全都建立了有工人参加的技术研究委员会和科普协会。我们责成党委办公室下了一个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文件，发到各科室车间推行。

    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推广收到明显效果。机动车间三月份为完成三高炉基建任务赶制羽口，全车间300多名职工技术人员，团结奋战，提前五天完成任务。四月份给一高炉制作羽口，通过职工和技术人员的讨论，改进操作配料，使成品率由30％提高到93％。

    炼钢车间保温试制一直拖了三年，工程师王青云和职工一起讨论研究后，才试制完成。实践证明群众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这里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如建立石灰粉碎房，因为没有吸收工人、技术人员一起研究，个别领导主观，安装粉碎设备房子结构应该是坚固的，但只用了一砖厚的墙，结果刚盖起来一个礼拜，房子就塌了，造成很大损失。炼铁车间在推广两参一改三结合中尝到了甜头，他们在冶炼实践中，结合实际经过群众讨论，大胆使用了新技术，使炼钢生铁标准含矽量由0．4 5降低到0．3 5，含锰由原来0．8降到0．5，使生铁产量由原来日产95吨提高到102吨，符合低矽、低锰快速炼钢法，使钢产量大大增加，全年给国家创造价值6 7万元。

    随着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推广深入，又在全厂开展声势浩大的增产节约运动，发动全厂职工捡废料、废品，收旧利废。在厂党委的领导下，职工们利用大跃进时遗留下来的废砖、废料，奋战6 8天，建成了一座“七一”30立方米小高炉，使长钢的铁产量完成国家年计划的104.18%。在此同时，又把一些废料和原料支援了长治军分区办了一个“八一”水泥厂，密切了军民关系，军分区司令员、老红军袁健同志把从抗美援朝回来的某军33辆汽车和司机支援给长钢，有力地保证了高炉运矿的需要。

    炼铁车间在主任刘朴的带领下，在二、三高炉上利用废料同技术人员一道建成了一系列原料破碎、分级提到高炉上的上料机械化设备，大大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无缝钢管车间主任路建有带领职工拆掉原建狭窄的轧机穿孔机厂房，利用从地下挖出来的旧耐火砖和废旧钢管做成柱子、屋架，建成了一座宽畅通风良好的大型的轧机厂房，并改选了酸洗、退火冷拔的工艺设备，使无缝钢管车间焕然一新，生产井井有序，改善了工人操作环境，大大提高了产量质量。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组织和发动群众，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充分发挥党政工团和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去建设、发展长钢。艰苦创业的脚步里伴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和教训。总之，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给后人以启迪。

    回顾当年长钢的历史，这个老走到今天确实不易。长钢已从过去单一生产铁的小厂发展成今天钢、铁、材的综合生产钢铁联合令企业，并挤身到五百家大型企业行列。面对长钢现在的高大厂房，轰鸣的轧机，飞奔的火车，飞溅的钢花，奔流的铁水，我作为过去在这里工作过的老同志，感到十分欣慰。这是党的正确领导和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是长钢几代人艰苦创业的真实写照。展望未来，长钢前途光明，前景广阔，我衷心地祝愿在当年这块为共和国做过重大贡献的热土地上，再有奇迹出现，我相信长钢人的胆略，他们将用自己的双手，写出更加绚丽的诗篇。我期待着。 

                                                      1997年5月于并州劲松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