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久的怀念
——父亲百年诞辰纪念
陆岩
     
    父亲百年诞辰纪念日一天天地向我们走来,长治钢铁公司的有关同志告诉我,他们要出一本纪念文集,让我写一篇回忆文章。提起爸爸,我脑海中立即浮现出爸爸那慈祥的面容、亲切的声音、彬彬有礼的举止。爸爸,您虽然离我们而去已有18年之久,但您对我们的爱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我常常会不知不觉地想起儿时我站在椅子上把手高高地举起,以为您一定够不到我的手,没想到您站起来是那样地高大,很轻易就用您的大手握住了我的小手;记得那年您带我去剧场看节目,回来的路上我觉得累,不想走路了,您不顾自己的疲劳,蹲在地上,让女儿趴在您的背上,把我背回了家;还有那年暑假,我不慎被开水把脚面烫伤,您立即去医务室拿了药膏和纱布,回家给我包扎伤口。

    从我记事以来妈妈就在北京钢铁学院当学生,除了寒暑假妈妈很少在家。上小学之前我家在黑色冶金设计院(后更名为钢铁设计院,现为钢铁设计总院)。爸爸就在设计院上班,可能照看我们的时间多一些。我记得曾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吃过饭后,爸爸就开始给我们讲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那时候,我们搬着小板凳围坐在爸爸身边,爸爸拿着书总是先自己读一段,再给我们讲。他自己读书的时候,我们无所事事干坐在那里等候,内心焦急。有一天,在他开始自己读书前,我要求他直接把书上的句子念给我们。爸爸对我说:“你听不懂!”我不信。他只好念了几句话。我真的听不懂,原来那时我听不懂书面语言,没有办法只好按老方法,等他读完一段再讲给我们。我记得那时候很少听爸爸把故事讲完就睡着了。我总是在第二天讲故事之前问爸爸头一天的故事结尾是什么。听爸爸讲故事的孩子都有谁,我已经记不清了,应该没有哥哥,他已经上小学了,但肯定有弟弟。爸爸去世后,我听妈妈告诉我,爸爸给我们讲故事这件事,她在学校的时候爸爸在电话里告诉过她。爸爸对她说:“孩子们可好哄了,我一讲故事他们全都睡着了。”

    爸爸,您对我的父爱我永远不能忘怀。还记得1969年春天我去云南插队前夕,经造反派许可,我到关押您的地下室小黑屋中去看您,您知道我要去云南省河口县插队时,难过地流下了眼泪。当时我还是个豆蔻少女,不懂爸爸的心情。现在我知道了,那时您一定是觉得无法用父亲坚实的肩膀来保护自己心爱的女儿而感到伤心和无奈。

    我也永远不能忘怀,1970年,我从云南回京探亲期间自己单独享受父爱的情景。

    事情是这样的。大概是我插队离京后不久,爸爸就恢复了人身自由。到1969年国庆节时,周恩来总理对冶金部军代表朱互宁下指示:“尽快让陆达出来工作”之后,爸爸虽没有马上被“解放”,但对他的残酷斗争已经很少了。爸爸在政治上受到的压力减轻了,但是爸爸身边的亲人却都陆续离开了北京:我们四个子女先后离京分散到大江南北去插队(哥哥姐姐1968年去内蒙、我1969年春去云南,几个月后弟弟去黑龙江中苏边界),接着妈妈又去河南“五七”干校“劳动锻炼”。1970年我回来时,哥哥姐姐虽说在北京,但不在家住,家中只有爸爸和我两人。

    我是那年夏天回来的。那时交通特别不方便,火车是燃煤动力车,冒着黑烟,在骄阳下车厢内闷热难耐,没人知道空调为何物,若想透气凉快只能开窗通风。车窗一开,风裹着未燃尽的煤灰迎面扑来。从插队的地方到北京需要换乘三次火车,用五天五夜,到北京时我们灰头土脸,从头到脚脏兮兮的,尽管中途每逢在大站停车时,我们就奔跑到水龙头前,用冷水洗脸、冲脚。由于是年轻女孩,换衣服不方便,下车后身上穿着的浅色的确良上衣已经变成煤灰色了。当我登上开往钢研院方向的公交车时,身边的人立即开始躲避我,生怕我把他们的衣服弄脏。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与城里人不一样了。

    回家体验到家的温暖,这时我们的家已被挤到一间约20m2的小房子里。记得那间小小的房间里摆着两张床,一张单人的,一张双人的,还摆着一个两屉桌,桌上放着水壶等日用品,桌下也摆满了东西,房间里只有一条狭窄的通道,必须侧身才能通过。但是家就是家,这里洋溢着温暖与温情,尤其是守候在父亲的身边。记得一天早上,天蒙蒙亮,我睁开眼睛看见爸爸站在我的床头静静地看着我,我感到特别幸福,我很享受这种被父亲关注的感觉,赶快闭上眼,假装没有醒来直到听见爸爸轻轻离去的声音才佯装刚刚醒来。这个幸福的时刻永远留存在我的记忆中。

    在那个荒唐的岁月中,技术人员无法正常开展科研工作,爸爸虽然不再被批斗了,但也不能正常工作,50多岁的爸爸下班后也没有什么事情好干,晚上也没有什么电视节目好看,我们父女两人或去串门或者逛街。惬意时,时间过得就快,假期一晃就过去了,感受到家庭温暖的我已经不想离开家、不想离开爸爸、不想离开北京,我对自己说多住几天吧。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我反而越来越不愿意走了。家里有人开始对我不满,对爸爸说:“我要是平平,我就回云南了!”爸爸对此一言不发。现在回忆起来,爸爸当时一定是不想让我走,但在那种政治环境下他不便说出来。其实我的思想压力也很大,毕竟没有北京户口、不能在北京找工作,也就不能独立生存。我知道自己早晚也要走,考虑到路途太艰苦,一天我对爸爸说:“路上太苦了,要不然我买卧铺票回去?”当时的卧铺票是多少钱我不记得了,但那时我的工资是26元/月,一张卧铺票的钱等于我好几个月的工资。但爸爸根本就不考虑这些,他马上同意我的方案并表示车票钱由他来出,但他同时还说:“过些日子再去买票吧!”然而此后他再也不提买票的事,而我就这样一天天地在北京耗着,爸爸对此从未表现出不满,现在想来他应该是根本不愿意让我回云南。直到妈妈在当年年底回京出差时,经二老商量决定让我跟着妈妈去河南“五七”干校,爸爸才安下心来让我离开他。这就是一位父亲对女儿的关心和爱护,他像一颗参天大树一样默默地庇护着我们。

    是啊!对于父亲,我有太多的回忆,我现在又想起了可以反映爸爸优秀人品的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1951年末,这也是我出生的时候。父亲时任重工业部下属的钢铁工业局副局长。由于正局长尚未任命,父亲实际上是代理局长。那时的财务规定,当年采购的物资如果没有使用,其费用就得按未支出资金上报,到第二年,又要为这些实际已经支付的资金重新申请,然后在财务账目上重新作支出。1951年太钢购买了一批物资,但在做年终财务报表时,这批物资并没有使用,按上述规定,这批物资仍需折算成原来的购买资金,按当年没有用掉的资金报到上级财政部门,1952年还要重新申请这笔费用,再做出支出费用的账目。钢铁局财务处长的李树仁叔叔觉得这种做法太麻烦了,他自作主张,把这笔资金算成已支付资金,做成报表盖上我父亲的签字章后交了上去(也有说法是父亲签了字,具体情况我不清楚)。这制度虽然不合理,但毕竟是制度,不能违反。这件事后来被人揭发出来,父亲对此负有领导责任。

    这一年正好在开展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这运动是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的。一次,毛泽东主席召开会议让各部门汇报运动开展情况,时任重工业部部长何长工出席会议。毛主席问何长工,他所辖领域里有没有干部犯了贪污腐败问题。何部长为了表示他的队伍很好,说没有,顶多有人违反了财务制度。毛主席追问具体细节,何部长告诉了毛主席。谁知,毛主席听后明确表态说:这是贪污,并下指示免除父亲的钢铁局副局长的职务。何长工部长听后,肠子都快悔青了,但是毛主席的话是必须听的。

    父亲被罢官时他还在外地出差,等他回到家里,妈妈把此事告诉了他。爸爸当时只说了一句话:“不当干部,可以当工程师嘛!”爸爸第二天上班后,就主动把桌子从局长办公室搬了出来,到楼道里办公。此时,局里的人都很同情父亲。

    父亲被罢官后,要接收批评教育、写检查、过关,不能到外地出差了,在家的时间就比以前多了,而那时我正是个刚刚满月的娃娃,据母亲说,那时父亲倾注了更多的时间来照顾我,这是我的其他兄弟姐妹所没有享受到的。我找到一张父亲抱着小小的我,从照片上看我的年纪不满1岁。

    父亲的检查通过后,组织给他的是降职处分,从副司局级降至处级。据说后来只有一年就又提到副局级了。当然工作内容变了,开始从事钢铁工业的设计工作,毕竟父亲是学理工科的,从事技术专业领域的工作是驾轻就熟。父亲虽然被罢官,但对他的日常工作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然而,到了1966年,“十年动乱”开始的时候,人们开始究查父亲的那段“贪污”史。而在那个时候我也已经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成长为一个懵懵懂懂的少年。由于不懂世故,又爱问问题,记得在1966年春末夏初的一天,与爸爸一起吃午饭时,我问爸爸1951年被罢官的事,爸爸把事情的原原本本告诉了我。但爸爸没有说何长工的名字,只是说一个很好的人,说他向毛主席汇报时没有想到毛主席会把爸爸做的这件错事当成贪污来处理。我当时内心的疑问是为什么何长工会认为毛主席不会做这么重的处理呢?“十年动乱”后期,妈妈告诉了我。原来,当听到毛主席决定给爸爸撤职处分时,当时有人提议把爸爸抓起来,防止逃跑。这时何长工马上说:他可以用脑袋担保,陆达不可能逃跑。正是这句话,可以看出何长工部长对父亲的信任和为人。

    第二个故事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有关。

    在此我想先写一段插曲。2013年9月20日,我突然接到李献璐阿姨的电话。电话里,她对我说:最近钢研院里的老人们(指老一代科研人员)收看了CCTV播放的《国家命运》的片子。该片在涉及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的内容时对钢研院所做出的贡献只字未提,而且把他们的研究成果都记在了与他们完全不相干的某人身上了。这些当年的科研工作者群情激愤,100多人聚集开会,联名给中央电视台写信,抗议此事。后来央视的领导出面表示要修改《国家命运》,而此片的作者也表示他根本就不知道钢铁研究院(1979年钢铁研究院改名为钢铁研究总院,以下简称钢研院)做了那么多工作。献璐阿姨还说:参加聚会的这些人回忆了爸爸对院里的贡献,尤其是对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所做的贡献,对爸爸充满了由衷的敬意,因此会上人们倡议要求钢研院给爸爸树立塑像。

    我听了献璐阿姨的话心情也很激动,我一方面感谢钢研院的老人们到现在还怀念着我的父亲,另一方面我想到《国家命运》片子之所以把钢研院的事迹漏掉或许与爸爸的重在贡献、不计名利、温良恭俭让不张扬的个性有关。
我第一次听到父亲参与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是在1969年初,那是钢研院一位老领导的子女告诉我的。他说,爸爸在研制第一颗原子弹中的最大功绩是提出了用分子筛的方法来分离铀235与铀238(即分离膜的研制)。他还说,这个项目是爸爸领导的。尽管那时爸爸被造反派关了起来,但我知道后仍然觉得爸爸是我的骄傲。

    关于分离膜的研制,当年钢研院粉末冶金室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蒋伯范叔叔说明的:

    “1960年4月18日国家将分离膜的研制任务下达给中国科学院(承担管状的甲种分离膜)和冶金工业部(承担片状的乙种分离膜)……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副部长吕东亲自将任务布置给钢铁研究院等单位……

    陆达同志义无所顾地当即接受了这项尖端材料地研制。他根据第二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二机部)宏观观察提出的技术要求认定用粉末冶金工艺来研制是较为可行的。于是,他将此项任务作为全院的头等大事布置给刚成立不久的粉末冶金研究室……

    陆达同志亲自运筹,调兵遣将,深入科研第一线,参加每一个技术难关的分析研究,定方案、排进度,动员全院有关力量及时解决技术上的关键问题,协同攻关。在他的带领和指挥下,大大鼓舞和振奋了参加研制人员的斗志和革命精神……

    分离膜是国家的绝密项目,为了确保机密,陆达决定除全室组成的五人技术核心组成员可了解和掌握全面技术情况外,其他人员按工艺分成若干组,分段保密。大家兵分几路,分头攻关。由于它的结构独特,工艺复杂,要求严格,所以从原料到成型,技术难关多。陆达同志则随着研制工作的步步开展,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关。”(蒋伯范,《陆达纪念文集》,冶金出版社,1997,P286-287)

    从上面所引文字可以看出爸爸作为钢研院这一绝密项目的核心研究人员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项目中,起到了非常重要、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国家颁发的“乙种分离膜的制造技术”发明奖一等奖的获奖名单中却没有爸爸。这件事引起了钢研院当年参加研制工作许多人员的强烈不满,这正好印证了那句古话:“人心有杆称”。我相信《国家命运》一片中把钢研院的贡献给张冠李戴,这应该与那份获奖名单有关。

    爸爸的高贵品格就是表现在这样的一个个具体的故事之中,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他所热爱的事业中、为国家为民族富强的理想之中,从不去计较个人得失。

    我爱我的父亲,他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2014-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