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为抗战而死
王斐
       [《长钢纵横》2015年第4期 总第97期 ] 关闭】【回页首
    爷爷生于清朝末年,若他老人家健在,今年应是113岁了。

    我不曾见过爷爷,但从父亲的忆述中,已领略到爷爷坚强刚毅的性格和不屈不挠的爱国情怀。爷爷的父亲是个私塾先生,识文断字,知书达理,通晓四书五经,但爷爷没有子承父业,十几岁就跟人学起铁匠,二十多岁便学得一手好艺道。他打的铁器、农具又轻便又好使,在家乡方圆十里,是出了名的好把式。

  据长辈们回忆,爷爷年轻时心灵手巧,勤劳不辍,农闲时打铁,农忙时务农,家境日渐丰裕。尽管当时家中骡马成群,良田数顷,却从没雇佣过一个长工。位于家乡村西口那座独门独院的老宅院,还有门前宽绰的拴马场,便是爷爷留下的祖业。

  抗战时期,长子县一地三政。日本伪政及其警备队盘踞在壁垒森严的县城内,县国民政府则设在交通相对便利的城南张店一带,我党领导的太岳行署边区政府,则隐于长子西部山区(毗邻安泽山)王村一带。我的家乡万村,隶属太行行署边区政府所辖。我家那座青砖铺地的四合院,既是爷爷的铁匠铺,也是边村政府所在地。宅院坐北朝南,门前是阳关大道,一马平川,院后为一片延绵不断的山脉,山路弯弯,小道曲曲,易于攻守撤退。也许是这地势隐秘的特殊优势,抗战时期,我党领导的边村政府就设在这儿。边村村长刘朝则带领的四名武工队员,住在堂屋五间正房里(三间正屋二间耳房),爷爷、奶奶、老奶奶和父亲叔叔等全家8口人则拥居在三间东屋里,西屋是铁匠铺,南屋是磨坊。白天,爷爷锻制锄头、镰刀等农器具,深夜,与民兵悄悄锻造大刀、梭镖、枪头等锐器。当年爷爷为抗战锻造了多少冷兵器,连现在村上健在的老前辈们也不大说得清。

  一九四四年秋后的一天,拂晓微亮,睡梦中的家人突然被一阵狗叫声和嘈杂声惊醒,随即几名日伪警备队员破门闯进院子,持枪四处搜查一番后,没有捉拿到边村干部,便强迫爷爷带路到后山上去找人。爷爷明知刘朝则已躲进后沟的山洞里,却领着日伪军到东山顶空逗了一圈,骗过了敌人。边村干部没找到,敌人恼羞成怒,把爷爷押回村子里,便是一顿毒打。大约早饭时分,敌人又把一名叫张晚牛的青年村民和一名叫王秋来的更夫抓来,连同爷爷一起,脱掉上衣五花大绑吊在村西口的一棵大树上,一边用圪针、荆条残忍地抽打,一边不停地审问边村干部的下落。警备队长见爷爷他们缄口无语,气得大发雷霆,用狰狞的面孔恐吓道:“统统给我烧死!”敌人举着寒光闪闪的刺刀围成一个包围圈,然后把爷爷等三人推到中间,死亡一步步向他们逼来,但他们并未屈服。于是,几个汉奸从附近的牛棚里掂来一捆捆谷草,又从村头的田野里拖来几捆玉米秸秆,堆成一人多高的柴火垛,这深秋风干的禾秸没有一点潮气,一见火星就着,仿佛一座地狱矗立在眼前,令人毛骨悚然。敌人先是将晚牛、秋来推进熊熊燃烧的大火,因有人求救,没有烧成。最后就把爷爷推进火坑,熊熊燃烧的谷草串起几米高,爷爷疼得蹿出来,又被站在四周的敌人推进去,再蹿出来,再推进去……如此反复,惨不忍睹。爷爷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敌人狰狞的淫笑声,还有皇军狼狗的狂吠声,像死神一般笼罩着整个村庄。

  也许是敌人心存侥幸,被烧得面目全非的爷爷,又被敌人从火堆里拖出,用枪押着一步一瘸地赤着脚,艰难地向村西的悬空山走去,试图再寻找边村干部藏匿的地方。途中,敌人向爷爷下了最后通牒:“如果带路找到刘朝则,就饶你一命;如果再欺骗皇军,就一枪撂倒!”无法再行走的爷爷,一头跌到,昏死过去。

  敌人走后,爷爷被乡亲们救回家,一头栽倒炕上再没起来。后经乡下郎中用腌着乳鼠的香油土方救治,虽烧伤的表皮有所好转,但终因体内起火,一个月后含恨离世。那年爷爷44岁。

  爷爷牺牲的那年,大伯(大爷爷之子)16岁,父亲12岁,二叔9岁,三叔6岁,四叔4岁。丧事是由爷爷生前的拜把弟兄张玉珍给帮衬操办的,后为报答张爷爷的帮扶之恩,奶奶忍痛将四叔送给张家当了养子。不久,63岁的祖奶奶,见唯一的儿子(大爷爷灾荒年客死他乡)悲惨死去,一口气咽下再没上来,撒手人寰。

  爷爷去世后的第二年,长治解放。有人劝奶奶去找找人民政府,说爷爷是为抗战而死的,说不定会有什么好处的。但奶奶没有去找,而是默默把寄居在她跟前的胞弟郭长柱和不满十八岁的侄子送上前线,并将自家大门板捐给前方,用于攻城时越渡护城河架桥所用。全国解放后,我的门板从前方运来完璧归赵。今年清明回乡,我留意到,我家街门板背面当年刻下的两个印记“万堂”二字依稀可见。新中国成立后,舅爷郭长柱转业至胶东半岛工作,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调回长子县农机局工作;堂伯王贵堂转业至临汾地区工作,五十五岁那年,他在隰县邮政局局长岗位上以身殉职。
  如今,七十年过去了,家乡仍传颂着爷爷的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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