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梦 中国梦(九)
吕保堂
       [《长钢纵横》2015年第4期 总第97期 ] 关闭】【回页首
    (接上期)1976年春节过后,一股反击右倾翻案风从上面刮了下来,长治大街,市委门前,公社大院到处都贴出了工作队是邓小平派来的翻案队,工作队滚出去的大字报。由于工作队不能正常进行工作,经请示市委同意,除公社工作队办公室留人值班外,其余工作队人员可在家里等候通知。这一年是我们国家的大灾大难,自然灾害有唐山大地震,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等伟人的逝世。人为的灾害有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远等四人帮在中央煽风点火把国家要搞乱了。

  9月9日毛主席逝世后,全国人民都在悲痛之中,工作队全体同志也集中在故漳公社举行了追悼会,我在《长治报》上发表了怀念毛主席的文章。10月份接市委通知解散工作队,各回各单位,我这一年的工作队长工作不足三个月,可足足影响了我的工作三年多。究竟是咋回事,请看“五七”干校就明白了。


“五七”干校


  我回到安装队时,24m2烧结机工程已是收尾了,厂里又交给安装队一项建设安装五号高炉的任务。经厂里研究,由郑金祥同志配合我熟悉、了解、负责全面工作,安装五号高炉的建筑安装任务由副主任王喜联和技术员葛存元负责。为使任务干得又快又好,我把有文艺特长的王隶生同志抽出来,在工地搭了一个棚子放上扩大器,不但能把工地的好人好事广播出去,还能把在工作中受伤和劳累的同志进行治疗和休息。经过全队职工的共同努力,五号高炉建筑安装任务提前13天就完成了,受到了厂里的嘉奖。这三个多月和安装队人员在一起工作,我心里非常高兴,因为我看到了各工段的工长白全贵、崔书贵、史国珍和老工人殷三宏、张五成、苏义和李明生等师傅,他们不但是我的长辈,而且都还是长钢建厂的元老,他们对工作都是积极肯干,认真负责。还有那些班组长肖有昌、牛长顺、杨相林、毕春旺等更是为了完成任务不怕困难,不讲条件,带领着本班组同志们不分白天黑夜苦干实干,特别是那些工作在高炉上面的电焊安装工贾先风、王卫星、杜新善等都让我很受感动。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安装队虽然人员不多,但他们都是长钢职工中的精英。

  1977年,党中央一举打倒了四人帮,老干部们得解放。很快,清查四人帮的运动也来到长钢。使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去年我还是邓小平派的工作队(翻案队),今年我却成了四人帮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帮派体系,被列为长治市清查对象。一开始我并没有当回事,因为我既不是帮派,也没有参加武斗,更没有杀人放火打过人,所以在我心里是坦坦荡荡、无忧无惧。清查组的人要我交待问题,我说没有什么问题可交待。后来看我满不在乎就停了我的职,发动群众写大字报检举揭发我的罪行,可半个月过去了没有大字报,只有运动积极分子们合写了一张大字报说让我老实交待和赵小计、常玉发开黑会的罪行。在清查组人员的指引下我才明白是因为赵小计、常玉发在我家吃了一顿饭,厂里就定成了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问题之一。既然让我老实交待,我觉得也没啥丢人的事,我就如实说明事实真相吧。这还得从我在工作队时说起。1976年7月的一天上午,我照常到故漳公社工作队办公室,看到赵小计书记在办公室,我俩闲谈了一阵。我说上午你也走不了和我去厂里洗澡吧,他一听愉快地说好呀,这几天我也该洗澡了。于是我俩步行来到长钢洗澡,洗完澡已经11点多了,我就让他来我家里吃午饭。到家后我立即到自由市场去买菜,在自由市场见到了常玉发(厂党委常委、革委副主任),他问我什么时间回来的,我说今天上午和赵小计主任来洗了个澡,中午我让他在我这里吃饭,我来买点菜,他听说赵小计在我家就说要来看看他。因为我们工作队在长治集中时,就是常玉发把我们送到市委招待所还和我们在一起开了两天会,所以我高兴地欢迎他来我家看赵小计。

    来到我家里看到我内兄吕福增正和赵小计在拉家常,因为很早前我内兄就让我给赵小计说说,想把他老婆从汽车配件厂也调回长钢来,他一见常玉发主任也来了,硬要把我们三个人叫到他家里去吃午饭。因为我知道他的意思,也就顺水推舟来到了我内兄吕福增家里。一点多才吃饭,吃饭间东拉西扯谈笑风生,两点多都还在饭桌上,市劳动局一位姓孙的人坐着赵小计主任的车来找他,先到公社不在就来到我家,我老婆就把他领到了这里。我问司机什么事,他告诉我是市劳动局给赵主任贴出了大字报,因为大字报是当时流行的和现在的广告一样,所以我也没往心里去。

  现在清查四人帮运动,硬要把这次吃饭说成是抢班夺权的黑会,我真有点想不通。我想不通,有人想得通,清查组一位刚上台不久的中层领导给我谈话说:“赵小计曾许愿工作队结束后让你当长治市劳动局长,这就是开黑会抢班夺权。”并责令我写出上帮车,帮派忙的后台。这位新官的谈话后,让我一个人住进了一间房,叫隔离审查,并派专人看守,家里人送饭交给门房再转给我,这样一来使我忽然明白了“切西瓜划大线、转弯上纲的意思”。原来赵小计、常玉发都是长治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联字号,这次清查四人帮运动的领导又都是文革时的红字号,真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想要报仇十年不晚啊。我静静深思,我自己也算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受害者。关于说有人许愿让我当什么官的事,甭说没说过,就是说过也不能落井下石,反正我一口说定谁也没说过让我当什么。后来清查组要我写我的罪行,我也有我的牛脾气,我就给戴景晨书记写了一份我的简历交给了清查组,再后来的日子我也就成了死猪不怕开水烫了,觉得什么也无所谓了。

    在全厂讲清楚大会上,我明确讲到在文化大革命的两派斗争中我那一派也不参加,什么号也不是,说我后来上了帮车,帮了派忙那是因为在工作队赵小计是党委书记,我是副书记队长,工作上我要维护和服从他,在私人感情上他把我老婆从螺钉厂调回来长钢,还给我的女儿安排了工作 ,因此我觉得赵小计是我最敬重的恩人,所以我宁愿卧冰求鱼,也要煎汤敬赵。

  1978年,我讲清楚后,党委安排我到中型轧钢当主任,我上班后车间党总支书记崔新亮让我把解脱手续办来,否则我不知该当主任对你还是按有问题的人待你。我一听就返回到党委找到程再明主任,说我不愿到中型轧钢去的原因,这样就坐了下来。在休息的日子里有人给我开玩笑说:“有福享受靠边站,老婆上班你做饭。”舒服的日子没几天组织部通知我和马洪宣、申启旺、刘恒忠到长治住“五七”干校。以前我光听说“五七”干校是干部劳动改造的地方,现在也轮到我去劳改农场强身健体了。去的时候除了铺盖牙具是自己带的,其余铁锹、水桶等劳动工具都是组织部给我准备的,我到了干校才知道今次住干部的对象是县处级、长钢也只有我一个人报到,到年底来校报到人数也没超过20名,这使我体会到,我这个长钢党委委员到关建时刻就成了县处级、厂级干部的临时代表了。

  冬季农场事少,我也经常去市内转悠,一天下午,在西街遇到了机修党委干事任玉秀,他说他家离这儿不远,一定要我到他家里坐坐,到了他家才知道他和他老婆都已调到市里工作了,一问才知他舅是长治市委组织部长,我顺便也让他给我说说“是否也能调到市里来工作”。因为在机修我是书记,他是干事,一起工作过两年,他对我的工作能力和为人很了解,所以他就答应愿意帮我调动工作的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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