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我的梦(六)
吕保堂
       [《长钢纵横》2014年第5期 总第92期 ] 关闭】【回页首
(接上期)程不等我说完就不耐烦地打断了我的话说:“你既然不想说他就说说你吧。”我一听是冲我来了,便反问程我有什么可说的?程让说我父亲,我说我父亲是共产党员,长钢基建筑炉队主任,1962年因病退休回河南林县老家了。程问退休走时都带了些什么东西,我说凡自家能用的东西都带走了。程问我有公家的东西吗?我一想有一吨半煤,是常海文厂长批示,在供应科库房装货,16元5角钱是我交到供应科的。他说,出了钱的东西就不说了,我说没出钱的东西一件也没拿。他说,有人检举你父亲走时带走厂里一台4.5千瓦电动机,我一听就火了,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无中生有。他把桌子一拍,猛地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大声吼道,吕保堂,你老实点。我也没等他说完也站了起来怒吼道,程龙山你扯淡,你能把我怎么样,说完我就走了。回到工房一直到下班后心里一股窝火气,看到一些四清积极分子去了工作队办公室,我这个积极分子因为组长没叫我,我也没去。第二天早晨一上班,工房门前就给我贴出了大字报,反对工作队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并要求工作队立即把我开除出积极分子队伍,接着车间大院出现了“罗瑞卿的黑干将,大比武的急先锋,骄傲自大,目中无人,个人主义”等等,一时间我成了机修车间大字报揭批的中心。7月21日早晨厂俱乐部对面西墙上贴出了一份轰动全厂的大字报,标题是“揭开吕保堂的画皮、看看他是什么东西:强奸少女”。在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里对什么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走什么资本主义都是耳旁风,一听而过。要是听到流氓腐化、生活作风的人和事人们都很关注,当天上午就在工作团大门外贴出了要求撤消吕保堂的一切职务的大字报,我听到一点也不在乎,因为我下放当工人后领导给我安上兼机修民兵营副教导员和团总支副书记的虚名,生产组长也是李太魁师傅病休后工段硬让我干的,关于厂工会委员、团委委员和武装委员会委员等我认为都是喝水拿筷子——是个样子,撤不撤随便。

  既然大字报贴到了工作团的门口,工作团不能不当回事,立即派出了调查组去调查落实。事情落实的怎样我不知道,但事情的起因我知道:1963年冬,我与写大字报的秦某住在故县村一户农家,秦和他的19岁小姨子住在院子东南角的一间不足8平米的房内,全院四家住户及房东都知道这事,我和房东崔某曾给秦开玩笑说:“小姨子有姐夫半个屁股,小心有了大肚。”春节前在救济困难职工时,在会上我谈了点对秦救济的意见,当秦只拿到20元救济金时领导不关心群众,后来听说是我提的意见后便把一肚子怒气憋在了心里。这次看到我已到破鼓众人擂的时候了,在运动积极分子靳某的大力协助下硬把强奸少女的罪名挂到我身上,目的就是让我身败名裂,名声扫地。虽然我知道自己是清白的,可谁又能证明你是清白的呢!那几天我就像吃了苍蝇似的难受。世上的事真的有祸不单行的说法。突然,老家来电报说父亲病重住了县医院,让我速回,拿着电报去工作队,准了假我就走了,回到家母亲陪着父亲在县医院,我是每天上午到县医院,下午回家,往返四十里,天气正是三伏天,林县又热,再加上心里那股不痛快劲,回来一个星期还不到,一天下午回家后突然下起了大雨,我借助平房流水糟冲洗了一个澡,结果就病倒了,在邻居和乡亲们的照顾下,请医生打针吃药才算好转,等父亲出院后我便回厂了。

  整党开始后,先是背靠背听群众给党员提意见,然后是面对面让群众代表参加整党会议给党员提意见,整党的目的是为了党内的团结,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得到更好的团结,然而对于我的整党检查三次都没有过了,光说我的错误是骄傲自满,严重脱离群众,检查不够深刻。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迅猛发展,因为工作队要急急离厂,整党也不了了之。

  秋冬季节,红卫兵到处串联,新生事物造反派的出现,长钢很快就有了“毛泽东路线保卫者兵团”、“长钢红卫兵”、“井岗山战斗队”等红色团体。开始参加红卫兵还要看你家庭出身和本人条件,后来组织多了也就无所谓了,各个组织都在拉人壮大自己的山头,到年底长钢造反派团队多达十几个造反派的司令、团长、队长等,造反的长官们在长钢要决定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了。

  1967年1月24日,长钢造反派的头头们联合起来夺权,把党委、厂部等公章夺到了自己的手中。为了纪念联合夺权的胜利果实,大家决定叫“1·24战斗团”,因为是各造反派的联合行动,后来大部分成了联字号。在“1·24战斗团”的统帅下成立了长钢革命委员会。从此,长钢没有书记、厂长、科长和各级党的组织,全厂统统是革委会领导下的革命群众,各车间单位都在造反派头头的统帅下工作。尽管上面一再叫喊抓革命、促生产,但真正在生产上工作的人还是那些共产党员、老工人及那些胆小的老实人。

  机修车间新进了两台外国机床,经车间革委会同意让我到太原学习掌控技术,在太原并州饭店遇见了矿山王养生矿长和王修义工程师在那里开会。晚上五一广场来辩论的人越来越多,一直吵到后半夜,再后来太原的革命群众干脆白天在马路上进行辩论。到八、九月份有的就动起了拳头,开始了文攻武围。

  我回到厂后,看到厂里和长治一样也是两派辩论不休,不但厂矿、机关、学校是这样,有的家庭因为观点不同辩论的面红耳赤,夫妻反目,听说到长治英雄台去辩论的人吵急了还动用了砖头、瓦片互相来征服对方。

  10月14日,长钢到长治参加辩论和贴大字报的人回来已经是晚上八九点了,汽车路过安居太锯厂时,由于太锯厂的工人和长钢“1·24战斗团”的职工观点不同,看到长钢汽车过来了,他们从自建的岗楼内朝汽车打了枪,当场就把汽车上工人苗顺和打倒,经抢救无效死亡。长钢职工听到后都义愤填膺,第二天自发地把厂武装部武器库打开,带上枪弹要去为苗顺和报仇,为此厂革委会作了大量的说服工作,才使广大职工没有冒失行事。从“10·14事件”开始,长治进入了近百天的真枪实弹的武斗。据我所知,从轴承厂到长治县的枪战武斗再到淮海厂的一颗炸弹死伤一片,都有我们长钢人的参加与伤亡。这年冬天从武斗到烧了面粉厂,几十万斤白面变成了黑炭。地委书记王尚志被扔到井里死亡,十字街店一夜杀了两个人。在这个寒冬里,长治街上流传着“马路兵团鬼见愁,大人小孩都摇头”的说法。

  我们长钢冬天的夜里也是阴冷可怕,只要发现保皇派(红字号)有不满情绪和不服气者,无论是谁,造反派的纠察队就把他弄到野地里去“退火修理”打个半死,有个单位连续打了好几个,原党委副书记戴景晨也尝到了被“修理退火”的滋味,抬到家里休养了一个月才下了床。当时厂里有个顺口溜:“黑大衣,大口罩,半夜三更把人叫,修理退火打半死,只听吭声算拉倒。”因为怕退火(挨打),有好多观点不同的职工跑出厂外去躲避了。

  1968年元旦后的一天夜里,我刚刚躺下,突然有人敲门。我问谁?门外人说开门就知道了。我一开门进来三个穿黑大衣的人,当时我就吓癔怔了,心想我又没有站队反对,为什么也要修理我。我还站在门口发癔怔时,其中一人摘下口罩说:“这天真冷啊,给弄点吃的吧。”我一看是长治市体委刘主任,我悬着的心就放下了。急忙给他们做面条吃,吃完饭已经11点多了。刘主任说今天是来叫我到长治指挥部去的,我一听心里就明白了,我这个民兵神枪手有用武之地了。我说有市武装部或军分区的信吗?因为在你来之前,长钢两派的头都来找过我,没有上级的指示我不去。旁边来的人说:“刘主任现在是咱们长治市造反司令部的总指挥。”刘说这好办。我给他们说:“我叫他叔是因为他和我叔叔在1945年参加了上党战役,是一块参加全国的解放战争与抗美援朝的战友,而且又是战斗英雄,1964年冬在军分区教导队,他的女儿是我班里的战友(英雄子女班)。”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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