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浮之回忆录(八)
李浮之
       [《长钢纵横》2014年 第3期 总第90期 ] 关闭】【回页首
    翌日,我们从济南乘汽车到临清。那时天气已冷,在博山起身前每人发了一身灰色棉军装,穿得很整齐,像军人一样精神抖擞。到临清时天已很晚,王桦等三位住进了旅馆,我去一中学校,找我的五兄(李绍裳)。兄弟抵足而眠,畅谈离别之情,五兄将其美国救济物资的绿毛毯相赠。我们于九月回到铁厂。

    一九四九年,渤海军工部铁厂又向我们支援。他们按原计划建成了高炉,请求我们派人帮助开炉。铁厂委派王桦和石玉山二人前去。因他们所修高炉不符合技术要求,跑风漏气严重而全部报废,无法开炉生产了。王桦随他们进北京到了石景山铁厂(现首钢)未回来。石玉山返回了铁厂。   


                                                    机构变迁

    初期试验小高炉是在邯郸的峰峰煤矿,通称军工八厂,陆达任厂长。后因内战爆发,平汉线危急,遂迁到太行的长治城西附城村,机构名称改为军工部四厂,陆达任厂长、王大勋为副厂长。

    高炉厂址奠基在故县村,投产后初名为故县铁厂,厂长仍为陆达、副厂长为张培疆、政委为杨高桐、特派员姚国璋。

    到一九四八年年末,陆达为建焦炉卸任,李吉瑞任厂长、熊杰为政委,高炉工长丁某某尚在,李浮之为指导员。
一九四八年底,李吉瑞、熊杰调走,李宝庆任厂长。机构变动,潞安煤矿与铁厂合并,晋冀鲁豫人民政府成立,设企业厅,徐达任厅长,合并后称晋豫煤铁公司,故县铁厂改名为潞安铁厂,并发给职工精致的厂牌,厂牌蓝底黄字写着“潞安铁厂”。当时,李宝庆任厂长、李树仁为副厂长;党组织为分支部,李宝庆为分支部书记,下设两个党支部,一个是机关支部,支部书记为王忠厚医生。另一个为生产工人支部,包括高炉上下及机修(翻砂、机钳铁木、泥瓦工),书记为李浮之。

    一九四九年夏,煤铁分开,军工部撤销,兵工系统成立一、二大厂。兵工一大厂由徐长勋任厂长,二大厂由李吉瑞任厂长,阎守信、张贻祥为副厂长。故县铁厂划归二大厂称为三分厂。枣臻焦化厂建成投产后,余永江为厂长,龚敬亭为协理员。随后,武乡柳沟铁厂停产,职工调来故县,其中有炼铁、翻砂、木工、车工、钳工等各工种,又有渤海一翻砂厂已调来的职工,职工骤增,已从原四百余人增至两千余人。三分厂下设六个工部,高炉工部、机工部工长梁秀珍,钳工部工长陈洪瑞,翻砂工部工长高秀春,铁工部工长赵海金,木工部工长唐保发。李宝庆任厂长兼总支书记,总支委员有陈洪瑞、高秀春、李宝庆、赵海金及领导七八人。李树仁调走,到榆次为太原解放接管做准备,副厂长为孙允三和武侗光;一九五○年春改组后,李宝庆仍任厂长,孙允三为副厂长,工程科长为杨瑞峰,李浮之为副科长(但未上任),李浮之仍主持高炉工部的党政、技术工作。

    一九五○年,炼铁支部从只有三四名党员,迅速发展成为党员占全体职工总数百分之三十三的党支部。而且组织生活严格,支部会小组会都能及时召开,并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教育工作效果显著。由于在生产上党员的模范作用突出,做出了很大的成绩,艰苦危难的工作党员带头解决,在全厂评比中被命名为模范支部。七月高炉大修,兵工一、二大厂合并为一大厂,徐长勋任厂长,党组织归地方领导。晋东南地委领导兵工厂工作,当时王谦任地委书记、张天乙任专员。高炉大修竣工时,我在开炉大会上做大修总结报告,王谦、张天乙莅临并听取报告,参加了高炉点火仪式。

    一九五○年冬,焦化厂宋宗王景副厂长透露消息,李宝庆要调走,由我任副厂长。一九五○年春,钢铁局(陆达任局长)发来调令要调我走。当时,一大厂厂长压住调令,与钢铁局协商以岩滔、安化普二人换下了我。这两位同志于次年夏,调到太钢工作。一九五一年,李宝庆调走,老红军袁德恩出任厂长,我任生产副厂长,从地方调来的王哲金任党总支副书记,常海文任总支秘书。一九四九年,筹备建立青年团,厂党委委派我筹备,并挑选了数十名工人党员做基础,再发展青年职工正式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青年团组建成立后,党总支确定由渤海区来的青年、当时任炉顶记工员的梅靖任团委书记;一九五○年,梅靖调走,由大厂派来陈升奎任书记、张海峰任总支宣传干事。


                                                     学习

    在党的领导下,学习已成为工厂的一项制度,更成为工厂职工的一种好风气。从干部工作来说,当时没有那么多的机构,编制人员也少,厂长书记干什么都是亲自动手,上班时间没有闲人;高炉开炉生产后,工人少工匠师傅更少,只好倒两班。每天十二个小时的劳动,大家都是高高兴地努力工作、毫无怨言,一切为了革命的胜利、战争的胜利。即使这样,下了班大家还要开会,还要参加学习。

    一九四七年以来,参加学习已成为职工必须遵守的劳动制度。当时,人人认真学习,而且从不占用工作时间,成效非常显著,每天早晨上班,在工作前的一个小时,一般冬夏都在早晨六点到七点,而且不准迟到早退,有点名簿记录。有的职工对学习特别重视,除了在工厂学习以外,还在自己家中学习。当时,工人们居住的环境都不太好,特别是农村的民房十分狭窄。就是这样,他们也坐在炕上、靠在窗前坚持自学。像高炉上的炉前工杨翔章,参加工作前连小学也没上过,连自己的姓名也写不出来,斗大的字认不了一口袋。参加工作后,他刻苦钻研,仅几年就具备了中等技术水平。学习分班时,我按原有文化水平分别编班,有小学一年级识字班,到初中一二年级的,课程分语文、历史、数学、理化,还有各项不同的专业课、技术课。教师多由北方大学工学院来的技术员担任。我讲历史课比较多,也教初中班的数理化课程。那时,职工的文化水平都很低,当时,大部分干部的文化不及初中程度,工人中更有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文盲,有小学文化程度能写会算的就不错了,很受重用。比如,一位姓杜的工人,高炉开炉时在炉顶磅房负责对入炉的矿石、焦炭等称量,不到一年时间就被提拔到工会干部的岗位。

    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干部编制上又增加了文化教员一项。开始时,来了文化教员蔺国泉,他对职工文化教育很积极认真。随后又调来了从北京参加工作的烟怀钧,他们都是知识水平较高的旧知识分子,是在旧社会就教过书的教师,在职工教育上都有很大的贡献。以后,又调来了高中毕业的魏文祥等,都做文化教员工作,归属厂工会领导,他们中在后来有的成了党政领导干部。

    一九五○年高炉大修后,风量提高了,技术操作改进了,高炉生产也逐步得到了提高。但是,战争结束了,军火炮弹也停止了生产,现代化的兵工武器还不能生产,生铁销路就迟滞起来。不到半年时间,厂里就积压了五六百吨生铁。同时,枣臻八分厂(焦化厂)焦炉已经生产了两年,焦炭也堆积如山。这主要是因为交通不便。这里既没有铁路,公路也都是土路,一下雨雪泥泞不堪。加上汽车很少,从故县坐汽车到太原要走两天,乘吉普车也得到半路的崃源或分水岭住一夜。到邯郸的路一样不好走,汽车又都是破旧的,产品运不出去。暂时没有销路,资金短缺,上级决定高炉停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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